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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是什么级别(中国外交大使是什么级别)

微博实时号养成 2022年08月31日 22:21 159 admin

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政府迅速崩溃。蒋介石早在8月1日就把总部正式迁到了台北,临时“首都”于10月中旬从广州移至重庆后,他与李宗仁总统的分歧也日益加剧。美国不愿意出钱还不讨好,索性对国民党政府要求军事援助的呼吁充耳不闻。罗伯特·斯特朗代办是随国民党一起到重庆的,他于11月15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反映了这种悲观看法:

高级官员早先关于在西南加强政治和军事团结并从事改革的希望已化为泡影。

……

战场上依旧是退却、叛变,杂乱无章的指挥,漏洞百出的漫长防线,军队的薪水、食品和衣物不足,资金物资匮乏,相互缺少信任。政治上仍然是蒋委员长与李派集团的严重分裂,毫无和好的希望。

……

美国的军事援助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视为拯救政府残余势力和恢复部分失地的唯一出路。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不久便迫于共产党军队的压力第三次“迁都”。英国总领事M.C.吉勒特在政府“迁都”时是这样描述政府的战略的:“国民党已毫无战斗力可言,他们的信条是:‘不要打了,打也无关大局了,只要保住一个政府,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许很快就会爆发),美国就得为我们而战,就像上次大战中他们所做的一样。’”这位被国民党“外交部”“授予和国民党政府保持接触之特权”的吉勒特还报告说,解放军于11月28日到达长江南岸,翌日开始在无抵抗的情况下渡江,国民党在重庆的最后两个团已逃往成都。

可是,重新聚集在成都的国民党残余集团,未及喘息又被逐出了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12月6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这次迁移实际上宣告了李宗仁总统的政府及其主要军方支持者白崇禧的末日。尽管蒋介石3个月后才正式重登“总统”宝座,但当局迁台使蒋介石恢复了他对政府的绝对权威,李宗仁则只有赴美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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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丢掉了中国大陆,于是有个问题再次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继续要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抑或像英国那样把它降为领事级别?美国国务院曾在7月通知司徒雷登大使,只要国民党继续待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愿与它保持外交关系。现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形都不复存在了。斯特朗代办在11月15日的电报中提出:“尽管在大陆应使大使馆继续存在并保持接触,但另一个政府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国务院需要就与海岛政府的关系问题做出新的决定。”

斯特朗没有随残存的国民党政府去成都。在此之前的几天里,他离开重庆去了香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已先期抵达。在那里,斯特朗和叶公超决定安排李宗仁去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正当李宗仁启程赴美国之时,“行政院”(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机构)从成都迁往台北。

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重整旗鼓”,使美国方面欲把这个政府和台湾区别对待的政策变得不切实际了。如果国民党政府与诸大国的关系断绝,则台湾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是难以与共产党相抗衡的。因此,美国在12月中旬决定在“外交”上与国民党当局保持联系。斯特朗接到指示:如果美国政府接到 “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的正式通告”,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那么,他就去台北。上述两项条件具备后,斯特朗便出发去了台北。12月26日,他在那里首次拜会了叶公超,发现“叶公超情绪很好,信心十足”。

英国担心美国把军事装备运往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引起英国的注意。英国外交部对美国把军事装备源源运往台湾表示忧虑。11月上旬,贝文与艾奇逊在巴黎会晤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随后,英国驻华盛顿使馆12月6日匆忙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大量坦克和B-25轰炸机正从美国海运到台湾。英国人认为,这些装备无助于阻止中共夺取台湾。他们担心,如果台湾陷落,则中共会把这批装备派上其他用场。

弗兰克斯大使在12月8日与艾奇逊讨论这一问题时,流露出对中型和重型坦克的密切关注。如果这些武器落到中共手里,就会被用于进攻香港。艾奇逊指出:根据《1948年援华法》,美国应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价值一点二五亿美元的物资援助,现在运往台湾的这批装备总值不足八百万美元,是最后一批援助物资;从台湾的“物质财富”来看,断然取消这批装备的供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弗兰克斯强调,香港没有对付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武器,艾奇逊只好同意调查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出口许可证没有签发的话,或许可以想一些办法。

弗兰克斯还问艾奇逊,自9月中旬贝文与艾奇逊的华盛顿会晤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否有变化。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台湾在战略地位上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它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我们会利用一切可行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避免这样的结局”。因此,美国最近告诫蒋介石,“由于岛上万事俱备,所以他应巩固这一有利地位”。

尽管美国国务院给蒋介石打气,但对于蒋介石能否阻止共产党攻台,国务院并不比英国外交部更有信心。12月23日,国务院发表了题为《政策情报纲领——台湾》的密件。鉴于中共可能占领台湾,该文件建议制定一项“情报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和对别国士气的影响”。该文件声称,台湾的陷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民心军情在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

就在国务院发布关于台湾情报政策纲领文件的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称:“为台湾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项规模适中、目标明确、监督严格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拟“立即着手调查台湾所需军援的性质和程度,以便保住台湾”。

12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艾奇逊、代理副国务卿腊斯克、巴特沃斯以及马礼文一起商讨了这个备忘录——当时这份文件已转送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解释备忘录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已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花不多的钱,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久,从而对中共巩固自身政权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竞争或者意欲征服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扩张。

迪安·艾奇逊是美国在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奠基者

艾奇逊反驳说,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创造内部安定局面,帮助他们生产更多的食品,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艾奇逊还说:“总之,我们必须站到民族主义运动一边,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魔爪已被斩断,这一任务已不难完成。”艾奇逊反问道,假如采纳备忘录当中提出的建议,使台湾晚一年陷落,那么,为了这一苟延残喘,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呢?很简单,代价就是美国的威望再一次受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激起“中国人一致仇外的情绪”。如果美国因此而获得一个对其防务至关重要的岛屿,这个代价倒也值得。但是,艾奇逊认为:“似乎无从证明,失掉台湾会使我们的防务出现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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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临结束时,布莱德雷强调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的纯军事观点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会已拨款支持那些抵抗共产主义的人。”布莱德雷指的是国会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提供这笔款项的根据是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的第三百零三条,它规定,在“泛指的中国地区”可使用这笔款项。第三百零三条赋予总统很大权限来应付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变化的形势,而且不必说明资金的使用情况。尽管国务院反对将这笔款项用于对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但它愿意考虑在中国大陆支持反共活动,并且建议用这些钱来加强针对中国的反共宣传活动。

美国公开声明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艾奇逊和国务院反对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主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2月30日,该委员会再次肯定了保证台湾不被占领的多种手段,但军事援助除外。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重要讲话。他宣布,美国政府“既不拟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意见,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那里的局势”。虽然该声明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任何变化,但杜鲁门如此直言不讳地阐明美国的意图,就等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一周后,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称台湾和朝鲜不在美国的防线之内,实际上是重申了这一主张。

在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5日期间,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和杜鲁门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前,代理副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对英国使馆的德里克·霍伊·米勒爵士保证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美国不允许将轰炸机和重型坦克运往台湾,当然,国民党可以用现有的资金购买这些装备。米勒重申了英国的担忧,即台湾的军事装备可能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然后它们将被用于进攻香港。

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关于美国将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保护的公开声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估计到中共可能于3月进攻台湾,至迟也不会晚于当年夏天。由于预计中共会很快进攻台湾,故在台湾减少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美国领事官员。留守人员的家眷也都撤离了。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上“解放台湾”的消息接踵而至。早在9月,《人民日报》就指责美国有并吞台湾的可疑计划。它警告说:“胜利进军广东和福建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沿着福建海岸消灭残敌。不久,将渡海打到台湾,解放那里的同胞。”当时有报告称,台湾对面的大陆沿海地区有部队调动,附近港口集结了大批帆船和小船。1月20日,驻广州的英国领事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赵姓少将透露,他的部队将在3月参加进攻台湾的行动。为此,有关方面正在准备飞机和船只。伯吉思在评论该报告时说:美国估计,“1950年内”台湾将遭到进攻。同时他还说,最近的新华社广播已经表明,进攻台湾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首要任务之一。

大使是什么级别(中国外交大使是什么级别)

(本文摘自[美]埃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6年6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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